作者简介：罗 云，兰州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陈慧荣，兰州大学教育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摘 要：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一流的校长在建设一流大学中的作用应该是提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教育的时代潮流；制定卓越的办学目标，领导教职员工的教育实践创新；延聘著名的学术精英，组建一流的师资队伍；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捍卫独立的学术权利；养成高尚的人格，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和文化领袖。要培养、造就一流的大学校长，就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顺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关系，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延长大学校长的任期；建立职业化大学校长的职务晋升和激励制度，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加强对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培训。
关键词：一流大学校长；领导；聘用制度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也认为：“一个大学办得好，关键在于校长，办得不好，关键也在于校长。”可见，校长对一个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要建设什么样的学校，就需要有什么样的校长。
当前，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在不断增长，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在不断改善，高等教育的历史也在不断刷新，“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生师比世界第一、校均学生规模世界第一、班级授课规模世界第一、学时数世界第一、课时数世界第一、必修课比例世界第一等等。”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所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缺少一流的大学校长，是制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什么是一流的大学校长？
所谓一流的大学校长，和一流的大学一样，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日常用语，甚至是一个口头语，泛指最好的、成功的或理想的大学校长之意。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学校的类型、性质各异，大学校长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权力大小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类型的大学，由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大学校长的任务、职责、权力也不一样，因此，对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也不相同，故而，一流的内涵也迥然相异。正如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所描述的：“在美国，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教职员的同事，校友会的可靠伙伴，站在校董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能干的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者”……“问题在于，校长应当如哈钦斯所说是‘领导者’还是‘官员’；如哈罗德·W·多兹所说是‘教育家’还是‘看管者’；如弗雷德里克·鲁道夫所说是‘创造者’还是‘继承者’……”可见，要给一流的校长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着实不易。
尽管一流校长难于定义，但是，通过古今中外一些教育研究者的理论描述和大学校长的经验总结，我们对其主要的含义还是能得到一个相对全面和比较深刻的认识。
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凯利安在给杜克大学董事会主席史密斯的回信中，曾罗列了大学校长的条件：第一，他必须具有出色的行政管理才能；第二，他必须对公共关系非常敏感，并且能够将学校的目标、理念清晰地表达出来；第三，他必须是这所学校标准和理念的象征；第四，他必须有保持高标准的勇气；第五，他必须理解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偏废一方；第六，他应该对公共服务具有主动的兴趣；第七，他必须能够处理财务，能够开源节流，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第八，他应该具备毅力、耐力，对目标锲而不舍；第九，他必须关心并愿意帮助他人。
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C·莱文曾经提出了大学校长应具备八项素质：1、能够提出一个远景并很好地传达给他的同事；2、能制定远大的而又能够实现的目标；3、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集中完成主要的战略任务；4、敢于冒险；5、不要为初次失败所阻挠，有些好的主意需要第二次尝试；6、知道什么时候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什么时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7、选择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去创造；8、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院长朱九思在谈起大学校长的素质时，曾经说过：“说起理想的大学校长的标准，或者说当校长的条件，我个人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懂教育，即按教育规律办事，而不是蛮干胡来；二是要善于领导或善于管理。这两条是最根本的，其他所有标准、条件都可以从这两条派生出来。
透过这些理论描述和经验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人对一流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条件认识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识：
第一，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思想。
第二，有明确的办学目标，并能创造性地进行教育实践。
第三，有较深的学术造诣，懂得并尊重不同学科教学和研究的规律。
第四，有较高的社会名望，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
第五，有杰出的管理才能，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办学业绩。
第六，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
这些特质既是一流校长必备的素质，又是判断一位校长是否“一流”的标准。具备了这些特质，就是一流的大学校长，否则，就不是一流的大学校长。
二、一流校长在建设一流大学中的作用是什么？
2000年，我国一个大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一流大学的建设，美方校长谈及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建设一流大学关键要有懂得一流大学建设的校长。美国一项“大学领导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教师把学校的发展进步归功于校长的领导。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把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如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就明确指出：“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尚没有出现能够领导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长。”
纵观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成功也确实都与其有一个个声名显赫的校长密切相关。那么，大学校长在建设一流大学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一）提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教育的时代潮流
能够提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教育的时代潮流，既是对一流大学校长思想素质的特殊要求，又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一位一流大学的校长，如果不能提出先进的教育思想，就不是一位合格的校长。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想都是由一流大学的校长率先提出来的。
1809年，威廉·冯·洪堡受命创办柏林大学。建校伊始，他就明确提出：“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该确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大学必须坚持的三条办学原则：一是大学独立的原则；二是学术自由的原则；三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洪堡提出的这三个办学原则，不仅使柏林大学成为了德国乃至世界大学的样板，而且还开辟了大学教育的一个新时代，为德国成为世界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1904年，查理斯.R.范海斯（Charles.R.Vanhise）被任命为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他认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根据这一教育理念，他主张大学教师和专家、学者应走出“象牙之塔”，通过传播知识、推广技术、提供信息等多种形式，服务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及生活的变革与发展。1912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麦卡西把范海斯的这一套思想概括为“威斯康星思想”。
范海斯提出的“威斯康星思想”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扬，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于1952年指出：“威斯康星思想是美国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不仅使威斯康星大学成为美国各州立大学及世界各国大学学习的榜样，而且成为继中世纪大学、柏林大学之后，世界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
（二）制定卓越的办学目标，领导教职员工的教育实践创新
办学目标既是校长治校理想的反映，又是学校发展前景的展望。一个大学校长能否提出明确的办学目标，提出的办学目标怎样，不仅体现了校长的胸怀、抱负、学识、能力，而且也决定了一个大学的未来、前途、命运和水平。因此，一流的大学校长都能提出卓越的办学目标，并用这个目标来领导教职员工的教育实践创新。
1867年，原加州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出任刚刚成立的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认为大学的功能主要有四个：传授先进的知识；鼓励研究及发表研究成果；授予学位；聚集书籍、设备、艺术品等。在这个四个功能中，他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一上任，就提出了要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办成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要求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研究生的研究来开展。经过吉尔曼及其同事们25年的不懈探索、尝试与创新，终于建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第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实现了自己的办学目标。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大学校长。他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他就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自己的办学目标。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他推动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创新，使北京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蔡元培也因为成功改造北京大学而成为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第一人。
（三）延聘著名的学术精英，组建一流的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是办学的主体。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怎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师队伍的水平所决定的。因此，一流的大学校长总是把延聘著名的学术精英，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罗家伦深知，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尽力挽留原有的优秀教师；另一方面，他也随时添聘专门的学者。仅1933年中央大学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后来，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着实是不易的。经过罗家伦的努力，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象。
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周鲠生教授于1945年7月至1949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始终认为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在任期间求贤若渴，广揽人才，摒除门户之见，宗派之别，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材实学的学者专家，他都聘用。仅1945年到解放初，他从美国留学生中聘到武大的青年教授就达到50多人。有一次北大校长胡适来武大讲学，看到武大聚集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
（四）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捍卫独立的学术权利
大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学术组织。学术自由是维系大学生命的基本规范。一所大学，只有有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独立的学术权利，学者们才能从容自如的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真理，大学也才能得到蓬勃发展。所以，一流的大学校长在位期间都要想方设法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旗帜鲜明的捍卫独立的学术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任哈佛大学校长。当时，一位校友以捐赠1000万美元为条件要求学校开除闵斯特伯格教授（著名的德裔心理学专家）。洛厄尔认为，这是对学校学术权利的蔑视和侮辱。他断然拒绝。他说：“尽管大学乐意接受金钱，但它不能容忍任何剥夺学术言论自由、开除教授或迫使其辞职的建议。”
无独有偶。1936年，蒋介石决定请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考虑再三，要当局答应他三项条件才肯出任：“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府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在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承诺后，竺可桢才去赴任。正是由于竺可桢对独立的学术权利的捍卫，浙江大学的学术水平才迅速得到提升，被著名的英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最好的四个大学之一”，是“东方之剑桥”。
（五）养成高尚的人格，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和文化领袖
大学是社会文明的灯塔，是精神文明的圣地，是发展科学、生产知识的源头，也是培育民族精神、弘扬道德文化的中心。所以，大学校长必须具有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崇高的社会威望。从历史上看，一流的大学校长也往往都是文明的象征，道德的楷模，学术的精英和文化的领袖。
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几次任命他作教育部长，都被他断然拒绝。1955年以后，他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逝世。他一生清苦，去世后，人们打开他病榻下的加锁的手提包，里面是学校基金的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差。梅贻琦校长的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所以，他至今仍被清华师生认定为“永远的清华校长”。
195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由于发表了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核心内容的《新人口论》，遭到了以康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反对和大规模的批判。面对这种局面，马寅初校长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他坚持声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最令人感动的是，在被围攻的困难日子里，他考虑的仍是如何为北大的学生做出榜样。一次在北大哲学楼举行的批判会上，他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用大棒。”他正是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和过人的学识捍卫了自己的高尚人格，为北大师生和广大知识分子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三、我国当代为什么没有一流的大学校长？
（一）我国当代大学校长的缺失
建国以后，我国的大学校长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改革开放以前，大学校长大多由一些革命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担当，可以看作政治家型；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视从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中选拔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学者型。
应该说，在这两种类型的大学校长中，有不少都是出类拔萃、贡献卓著的教育功臣和科技精英，他们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也创造了不小的办学业绩，相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办学条件而言，他们也都堪称是比较优秀的大学校长。但与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相比，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相比，他们自身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缺少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思想
通过对建国后我国大学校长的文献资料研究，我们发现，大学校长作为我国一个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掌门人”，作为文化机构的的学术领袖，作为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领头雁”，很少有人出版过高等教育科学或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著作，在同一时代公开发表的关于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管理的文章，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若不看文章署名，会认为是同一个人写的。既使这种思想雷同，内容相近的文章，有不少也都是出自秘书之手，或是名为与他人合作实是校长挂名之作。如果你要再听听一些大学校长的讲话，你还会发现，除了会讲些政治性的官话、套话之外，他们只会介绍一些自己学校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再就是谈谈那些“外行听了是‘行话’，内行听了是‘狂话’”的所谓个人感想，很少有个人的教育理念，更谈不上有系统的教育思想。
2.缺少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进行过不少教育教学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或者是政治运动的“附属品”，或者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可以说，“口号式的‘改革’多，脚踏实地的攻坚少；注重形式轰轰烈烈的‘改革’多，实质性内涵性的改革少；追求一时轰动性效应的‘改革’多，实实在在提高办学效益的改革少；在旧体制上修修补补的‘改革’多，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革少；由少数人暗箱操作的‘改革’多，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改革少；在计划框架内寻找出路的‘改革’多，走向市场另辟蹊径的改革少；谋求国家增加投入力度的‘改革’多(实际效果却甚差)，发掘民间办学积极性的改革少。”在这些教育教学改革中，大学校长搞政治运动，保安定团结，促进科学研究，维持常规教学，争经费，跑项目，买地皮，盖房子，抢指标，升层次，搞公关，“转桌子”，“摆椅子，排座次”，出国出差下基层，考察开会做调研，学术行政一肩挑，教学科研两不误，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是，由于大学校长们整天忙在了大量日常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上，没有也没能进行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教育教学改革，以致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温元凯发出了“哪一个大学校长、哪一所大学作出了真正的改革，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哪里去了？”这样的质问。这说明缺少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教育教学改革是我国大学校长的一个普遍的缺失。
3.缺少依靠教师办学的坚定信念，没能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教师是办学的主体，依靠教师和教师中的优秀分子——教授办学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但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管理体制的束缚，大学教师是被管理的对象。大学校长们不仅没有建立一个依靠教师办学的有效机制，相反，为了有效的管理教师，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从学校的处、部、委、办，到学院的系、所和研究中心，从上到下，一套严密的行政体系牢牢控制了学校所有的学术资源和教师的思想行为，监控着教师的教学、科研甚至一言一行，掌握着教师的职称晋升、绩效评价、奖励津贴和福利待遇。在这种严密监控和名利诱惑的双重作用下，教师队伍整体综合素质下降，不少教师甚至失去了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近来媒体曝光的几十名教授竞聘一名副处长岗位的现象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如此思想境界和学术品位的教师队伍，别说成为办学的主体，就是成为专门治学的主体，恐怕也难以胜任。正如曾经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现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蒋树声教授所说：“让教授来治校，确实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他没有管理的能力。但是治学还是希望教授来治学。现在教授能不能真正治学，还是有问题的。”
4.缺少捍卫学术权利的勇气和自由表达思想的独立人格
按理说，大学校长作为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大学教授的领袖，有才干，有智慧，有地位，有能力，且大多具有国外学习的经历，懂得学术权利和学术自由对一所大学的生命意义，能够也应该具有捍卫学术权力的勇气和表达自己思想的独立人格，但事实却截然相反。不少校长在政府机关和上级领导面前，不敢捍卫属于自己的办学自主权，更不敢保护属于教师的学术自由权，有的甚至连表达自己独立思想的勇气都没有，而是唯唯诺诺，媚态十足，点头哈腰，唯命是从，毫无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骨气。
在一次全国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参加的研讨性会议上，一位高层领导讲话前，安排了四位我国顶尖级大学校长每人发言十五分钟。结果，他们几乎都是一字不落地照稿念了一遍。给人的感觉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却乏思想火花。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说：“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其实很多校长，私下说话，包括对我说时，都觉得这样(评估)不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把它说出来。”
由此可见，在我国大学校长中，缺少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已不属少数。
5.缺少成为职业化大学校长的社会责任
大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机构，它目标模糊、规模巨大、学科众多、功能多样、结构松散、自主性强，大学的管理十分困难。国外有“一个人可以当一个横跨大陆的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做某个国际财团的总裁或任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但却无法承担一所著名大学校长的职位”的说法。所以，要管理好大学，就需要有一大批勇于奉献的职业化的大学校长。这既是大学管理的客观需要，又是历史赋予现代大学校长的社会责任。但在我国的大学校长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职业化的大学校长，他们不想也不愿意承担成为职业化校长的社会责任。他们一方面是有着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承担着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任务的教授、博导或院士。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都担任很多社会职务。在管理、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都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的今天，一个普通人倾其全力尚不敢保证能够胜任上述工作的其中一项，要让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统筹兼顾”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岂不是痴人说梦？
（二）造成我国大学校长上述缺失的成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大学校长上述缺失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主导的高等学校管理模式，抑制了大学校长办学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不分，统统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包揽着高等学校的一切办学权力，统管着高等学校的一切办学行为，大学缺乏相应的办学自主权。在这种体制下的大学校长，宛如一个处处看主人脸色行事的“管家婆”，或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小媳妇，整天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长办学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被抑制，很难产生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既使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也很难得到实施，更不用说进行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了。
2.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不利于大学校长形成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在大学校长的选拔上，我国一直实行上级组织直接考察、任命的大学校长选拔机制。甚至有些组织考察都带有明显的长官意志。虽然也搞一些民主测评，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但基本上是个形式，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这种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决定了大学校长只对上级组织负责，唯上级之命是从，不可能产生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和学术为本的治校理念。另外，上级组织选拔大学校长时考虑更多的是行政级别的逐级晋升和政治上的可靠性，而对是否具备教育家的素质重视不够，缺少一套完善的大学校长任职标准。再加上，我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较短，不符合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和人才培养具有周期较长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大学校长形成并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
3.高等教育科学素养较差，是造成大学校长上述缺失的主要内因
提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形成系统的教育思想，领导创新性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确立依靠教师办学的信念，捍卫学术自由的勇气，养成自由表达思想的独立人格，成为职业化的大学校长，都是以较高的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为基础的。而我国大学校长存在的一个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就是不了解或者说不懂高等教育科学。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曾经对我国现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科学素养作出过两个估计，他说：“如果我们对现在的大学领导者进行一次关于教育常识的测验，我估计许多人可能考不及格。”他还说：“据我个人的知识，至少有16个教育家的20部著作应当作为我们教育工作领导者和管理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它们是……。我估计许多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大多都没有或至少没有全部读过这些著作。”
高等教育科学是一个包括许多分支学科的庞大学科体系。如果不经过长期的、严格的、系统的专业化学习和训练，仅凭干过几年的大学管理工作，有点实践经验，或道听途说，随便翻阅几本有关高等教育的期刊和专著，就以为自己懂得高等教育科学，甚至认为自己比专门学习研究高等教育科学的专业人员还要高明，那就真是太不自量力了。但在我国，这样的大学校长还真不少。其实，这正是造成了他们上述缺失的主要内因。
四、如何培养、造就一流的大学校长？
（一）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顺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关系，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一流大学校长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流的大学校长不是自然生成的，更不是上级领导赏赐的，而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理顺政府和高等学校的关系，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给校长提供一个实践自己教育理想的舞台，是培养造就一流校长的首要之举。
通过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变高等学校的举办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合一的状况，分离三种权力。政府主管部门主要享有并必须行使高等学校的举办权，办什么高校，办多少高校，高等教育的经费从哪里来，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办学指导思想、学校的布局，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比例，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速度，高等学校教师的待遇等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问题，都应是政府的管理职责。高等学校法人享有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即办学权。具体包括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发展规划、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和科研、招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师资和管理人员的聘任、毕业证书的发放等。社会拥有对高等学校管理效率和办学效果的评价与评估权利。当高等学校与社会组织或团体的评价、评估发生争议时，应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或判定，政府主管部门不能介入。这样，政府、高等学校和社会三方权利清晰，职责分明，就能够为大学校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为大学校长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改革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延长大学校长的任期，为一流大学校长的成长建构一个有效的机制
培养造就一流的大学校长，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机制。我国建国后60年之所以没有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样一个机制。
改革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首先，要改变对大学校长的角色认识。不能仅仅把大学校长看作是具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官员，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学术机构的领导和教育家。其次，要改革由上级组织一元主导的校长选拔机制，要充分听取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行政领导、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教授以及学生、校友们的意见，可以采取公开竞聘、民主选举、上级任命的选拔方式。第三，要把教育背景、学术水平、工作经历、领导能力，特别是管理高等学校的经验作为大学校长的必备条件和准入条件。第四，要灵活处理大学校长的任期，对于那些办学业绩突出并且得到师生员工拥护的大学校长允许实行连任，不能“一刀切”式的换届。只有在较长的任期里，大学校长才能充分贯彻其办学理念，引领大学改革，创办出一流的大学。
（三）建立职业化大学校长的职务晋升和激励制度，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为一流大学校长成长开辟新的职业发展道路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不仅是现代大学管理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当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大学校长职业化意味着大学校长不再是一种学术工作之外的兼职工作。这种职业化的校长不同于学者型的校长，一旦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即使是著名学者，其主要精力也要投如到校长岗位上，其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校长职责，以校长为职业，以谋求学校发展为第一要务，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如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C·莱文，原来是技术变革经济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自从1993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以来，没有带过一名研究生，没有挂名搞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甚至也没有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只写了一本大学管理的专著——《大学工作》。他说：“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我干的是一份全职工作，我觉得我应该把所有时间放在工作上。”
但在我国，大学校长既是具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官员，又是专家教授，既要负责学校管理，又要从事教学科研，这种模糊不清的职业身份和工作职责使得大学校长时常处于“角色冲突”的心理境遇和顾此失彼的工作状态。以这样的心理境遇和工作状态，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的。所以，要培养和造就一流的大学校长，必须改变大学校长目前这种亦官亦学，官学不分的模糊身份，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大学校长职业地位与劳动价值的职务晋升、薪酬增长的职业发展体系，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禁止大学校长申报学术职称、科研项目、科技奖励和有偿兼职工作，为大学校长开辟一条新的职业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一流大学校长的成长。
（四）加强对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培训，提高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为一流大学校长的成长提供科学的专业支撑和理论保障
加强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培训既是提高大学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也是培养和造就一流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手段。长期以来，虽然组织部门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比较重视对大学校长的培训，但由于这种培训大多侧重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培训，而对大学管理专业化的培训重视不够，因而导致多数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不高、管理专业化水平较低。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先生所说：“目前，我国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原因固然很多，从根本上说，就是搞教育的不懂教育科学，或者懂得不多，因而在某些方面未能按教育规律办事，只凭经验办事，而经验并不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要提高我国大学的管理水平，造就一流的大学校长，就必须加强对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培训，促进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首先，要转变对大学校长培训的观念，创新大学校长培训的机制。一方面，组织部门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拓宽大学校长的培训渠道，鼓励一些高水平的大学、研究机构和部分高水准的教育中介组织或机构参与到大学校长的培训中来；另一方面，要鼓励尽快成立大学校长协会之类的组织，促进大学校长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行业自律。
其次，要加强大学的高教研究机构建设，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作用，坚持以校本培训为主，使高教研究机构成为大学校长的“智囊团”、“思想库”，成为大学校长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平台和基地。
最后，要使大学校长树立坚定的信念，增强学习、研究高等教育科学的自觉性，积极主动的学习、研究高等教育科学，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善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