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的研究报告将“全球化”作为一个中性词，将其定义为更广泛、更深刻的、并正日益加快的、全世界范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将经济与文化变迁联系起来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系统、政策与机构正被全球化所改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不仅在全球性的竞争、合作、流动与跨文化冲突这几个方面对全球化作出应对，而且同时也正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与研究在国家应对全球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即使当前高等教育尚未形成全球化的模式，但显而易见，高等教育正日益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影响的普遍性

高等教育在其历史上就凭借超越司法限制的知识中心地位，而比任何其他部门更加国际化。在当今，当网络与交流重塑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时候，高等教育又成为中心，高等教育更加重要。可以说，由全球化导致的各种变化的方方面面都会牵涉到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与研究是全球环境信息的关键要素，是知识的根基，是技术、跨境交流以及可持续性复合型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高等教育机构常常把自身看作是全球化的对象物，实际上，它们也是全球化的代理人。在全球范围内构成网络世界节点的各大城市里，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全球化的城市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具有高等教育的广泛而密集的参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注册率与它的全球性竞争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应地，一个国家或地区与网络经济的离分度高，其高等教育的密集度也明显低。

深深浸润于全球化之中，高等教育与经济与文化两个方面都形成了共生关系。就经济方面，高等教育经受了全球市场化的彻底洗礼。高等教育培训了全球商务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全球性流动的学位中，学生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于商业与计算机领域。第一个全球大学市场出现了。就文化方面，发生的变化就更加大了。高等教育是知识与研究的轴心，是语言、信息以及跨文化冲突的构成要素，与媒体和交流有许多方面的联系。信息与知识快速流动，时刻都会跨境，因此，高等教育的文化方面比经济方面有更多的全球化。总之，用于支持知识产品的英特网日益延伸，对知识产品的使用价值远远高过其发布与消费的成本。网络促进了学术机构之间使用与合作全世界范围数据库，从而激发了更多的面对面的或电子的聚会与交流。跨境的e-learning，通信技术与教学的联合，尽管还没有如有些人所料那样，取代现存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凭借其开放的各种潜能正持续增长。

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特殊性

当然，高等教育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普遍的现象。依据不同的组织形态，高等教育全球化表现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可能将自身完全隔离于全球化之外，但全球化的广度与密度是不同的。全球化还因为不同的政策、治理与管理而不同。不过，这些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总的趋势是，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全球化彻底缺席不再是一种战略选择。在此的最新例举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新公共管理思想在高等教育的广泛传播。在过去20年里，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在国家层面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改革全球盛行。

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并不是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能投身于全球化之中，对国际学生选择决策的研究显示，除了少数像哈佛、伯克利与牛津这类的大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耳熟能详之外，就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声誉与知名度而言，其国家层面的知名度更加重要。高校对全球学位的参与也不必过度渲染。研究与博士训练作为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核心，仍将受到网络化的研究型大学追捧和重视，但许多提供一级学位以及职业教育之类的副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则没有积极的全球化议程。尽管这类机构所服务的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全球经济与全球文化流动的影响，但对这类机构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地方的和国家之下地区的使命是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不过也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这类不同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止于服务地方的运作形式。譬如，北美的公立社区学院以及澳大利亚的职业训练机构就向国际学生开放，其中有些机构还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了海外分支。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商业、计算机以及英语学习门类的国际教育由私立的、商业化的、非大学的机构在提供。

三、全球化的战略制定

全球化战略的形成可以按照政府与机构两个层面、四个维度来分析。具体可包括政府内部之间的协商（见图的左上方）、机构之间的全球运作（见图的右上方）、来自政府的制度与组织（见图的左下方）以及由机构进行的地方运作（见图的右下方）。

在2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全球化战略行动都限于图的下方，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全球化战略制定对许多国家和机构而言都变得非常重要。国际与区域代理、教育性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对跨境关系非常感兴趣的机构与个人等等，大家一起共同分享高等教育高地。国家与机构都在全球高等教育的高地上努力定位或已经定位。他们的定位由其所继承的地理位置、历史、经济、政治与文化所决定，也包括由文化之中的教育与研究系统所决定。从长远看，国家和机构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这些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获得全球性资本。从近期看，国家和机构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具有研究型大学实力的国家可以更多地提供国际性的博士学位教育，德国与芬兰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机构可以着手发展教育输出业，等等。

（里瑟琦智库高级咨询顾问Caroline 编译自Higher Education to 2030, Volume2, Globalisation by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