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蔡元培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名
□章启群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
33年虽短，燕京大学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燕京大学的成功秘诀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
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他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
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
燕京大学如何处理与行政管理的关系
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
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
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
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假设燕京大学能够复校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
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出版社），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是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
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000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做顾问、挂名董事……与此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
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关于这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
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健康发展。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科学时报》 (2009-11-17 B3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