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各个学科都在研究它，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这对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当时提出这个设想还只是概念，具体内容并不十分完善。不同学科的人进行综合研究，那么其内涵就越完备。不过，既有的研究也有不少问题：其一，解释性的多，研究问题的少；其二，现象描述的多，理论提升的少；其三，虽是跨学科研究，但大多是把自己的既有研究往“一带一路”上贴，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新视角不多；其四，对面上问题的研究多，有战略视野的研究不多。鉴于此，笔者想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进行一些补充性的阐释。

 “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

“一带一路”首先是“互联互通”战略。它是既包括了外部，也包括了内部的互联互通。一种观点认为，互联互通主要是从对外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仅仅视作对外的新战略是不足以真正理解“一带一路”的。中国的发展固然要对外进行互联互通，但中国内部的发展长期来就是受制于内部的种种障碍，尤其是地理上的自然分割，形成了区域上的不平衡。如果内部都不能互联互通，即便外部互联互通了，内部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因而也就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国内部发展的地区差距。因此，内部的互联互通实际上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有一个“西进运动”。东部的资源越来越少，尤其是土地资源几近用尽，但经济的热土还在东部，于是资金、人才继续向东部聚集，东部的城市管理和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都难以应付。“西进运动”就是要在东西部的互联互通中推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既是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更是体制机制上的互联互通。内部的互联互通在基础设施上是借助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空港建设来推进的。这固然重要，但内部的互联互通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互联互通。长期来，中国是按照邓小平的不平衡发展和梯度发展理论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所以在体制、机制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化”现象：东部与中西部的体制、机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从而导致了国内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分割现象。再加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实际上始终没有形成。在此情形下，互联互通是一句空话。因此，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内部的互联互通更应该是加强体制、机制上的互联互通，使中国内部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统一的大市场。

“一带一路”在内部的互联互通的同时要全力推进对外的互联互通。中国既是陆权国家，也是海权国家，因而中国必须要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对外开放和对外延展，最大可能地拓展中国的外部利益。尽管大陆边境开放也在推进，但是中国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面向亚太地区的开放。当时的开放是打开国门迎接外部世界，不过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框架下，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的开放将更多的是走出去，向海外发展，向海洋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维护海上权益，另一方面要建立跨太平洋地区的大经济圈，特别是要建立亚太自贸区，在战略上与亚太地区的各国建立利益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的亚太格局。在陆上，中国的开放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中国战略重心在东部；西部发展相对落后，基础不好；路上走出去的通道不多。除了第二亚欧大陆桥和中巴走廊之外，只有向俄罗斯方向的几个有限通道。即便是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受到多种因素的掣肘无法发挥其实际的作用，例如，中亚地区政局的相对不稳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铁路轨道宽度不同，沿路各国的法律问题差异很大等等。而中巴走廊则受制于巴基斯坦的局势困境，中巴公路在中国南疆段又是地形复杂的地段，受天气因素的制约较大。因此，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克服这些问题。一方面，继续推进高铁外交，以突破传统问题的束缚；另一方面，加强对周边国家的软实力攻势，用柔性的文化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此外，要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把中国的发展变成中国带领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经济大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最关键的是，要突破中亚、俄罗斯、东欧国家，建立起走向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圈；同时，要全面推进中国的南亚和印度洋战略，与巴基斯坦、印度建立战略关系，使之成为新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国家。当然，巴基斯坦与中国保持着传统友谊关系，但政局不稳、恐怖事件频发等制约了中国的战略实施步骤，客观上也降低了巴基斯坦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但中国不能放弃巴基斯坦。印度是与中国相邻的大国，印度在古丝绸之路上就是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不能忽视印度。当前，印度的发展态势较好，而且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突破。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不过，奥巴马访印，特别是最近美国公布了《美国印度的亚太战略》，有的媒体认为这是美印针对中国的战略。这种判断似乎过于简单，美印的合作虽然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中国同样可以利用美印的合作来推进中国的战略，尤其是把美国、印度拉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之中，那么，在美印、中美、中印的战略框架中，印度将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的战略支点国家。这样，中国的南亚战略和印度洋战略就会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带一路”进入非洲就简单多了。因为，印度稳住之后，东南亚的中缅走廊也相对来说安全多了。最终，“一带一路”就形成了两个连接点：中巴走廊和中缅走廊。当然，中缅走廊目前遭遇的困境较多，解决好缅甸问题考验着中国的战略智慧。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还是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当前，国内不少省市都在争抢“一带一路”的起点问题，目的是要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促进本省区的经济发展，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思维仍然是基于一省一区的发展，没有大局意识，缺乏战略眼光，不是互联互通的发展思维。互联互通的要义不在于起点在哪里，而在于在通道、机制上能否保障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畅通无阻。中国传统上的东西部分界线从地理上来划分基本上是东经110度经线，但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划分，可能东部的范围更小，基本上是指东南沿海地区。中国内部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基本上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到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之后，这种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发展思路就不是“一带一路”的思路。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大力推进东经110度经线以西地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使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在中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畅通无阻。

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利用外资，这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是，今天中国的资金雄厚，可能不只是要利用外资，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的资金走出去，让它在国际市场上活跃起来。同样，中国过去没有什么先进技术，主要靠对外引进，但中国今天有的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走出去也意味着中国的技术走出去，例如，中国的高铁技术，从技术水平、造价、开发成本等方面都拥有优势，中国高铁走出去成为中国高科技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还有核电、卫星导航系统等，中国都成为输出国。特别是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目前已经与巴基斯坦、泰国、阿拉伯国家，以及隔洋相望的拉美地区都有较为深入的合作。如果说高铁是“一带一路”的硬设施的话，那么卫星导航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链，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软设施。信息流过去主要靠美国技术，卫星导航产业也被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垄断，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我们则需要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通过打造中国的技术来促进信息流的互通。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是人才。当前，中国的人才建设缺乏战略，基本上还是传统思维，靠培养个别所谓的领军人才来支撑具体的项目，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人才现象：即中国出现了人才的群体性崛起。但由于在使用人才还是聚焦于所谓的领军人才，大批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独到研究的人才被搁置起来，使他们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当然是一种人才浪费现象。此外，中国的眼光虽然能够盯住国际人才，也注重引进外部人才，但却不愿意用好内部的既有人才。一方面是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而人才的短缺恰恰是人才的浪费所造成的。我们总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内部的和尚只好往外部走，而被引进的和尚成为内部的和尚之后就很快被闲置起来。因为，引进多少人才成为了一种政绩工程了。这样，怎么能够形成人才流呢？人才流实际上不是要把人才挪来挪去，引进来跑出去，而是人才使用机制上能够确保人才发挥相应的作用。总之，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建立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畅通管道，打造世界级的金融港、技术港、人才港、信息港。

“一带一路”的城市布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曾撰文指出，中国将出现五个超级城市群，除了已获批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环渤海和成渝城市群也已纳入版图。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仍然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而认为地来布局中国的城市群，并不是“一带一路”构想中的内容。“一带一路”构想本质上是互联互通，而且互联互通既非仅仅是内部的互联互通，又非单独的外部的互联互通，而是内外联动的互联互通。因此，上述所说的五个城市群布局就没有真正体现“一带一路”构想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城市的布局是为发展战略考虑的。中国既有的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基本上是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但行政干预的烙印非常大，甚至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群应该是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人才流畅通无阻，基本没有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的差别。然而，既有的三个城市群无论如何没有去掉地方主义的行政色彩，甚至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人才流也是严格限制在一城一市之中的。一旦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流动时，无论哪一方面都会受到行政方面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城市群的管理理念，仍然是城市的管理思维。这样的管理思维显然不容易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

新的城市群应该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服务，同时“一带一路”的实施要依托于新城市群的功能转型特别是它们的辐射作用。甚至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推进还会对既有的城市群进行新的整合，至少在功能上会因“一带一路”有所调整。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长期以来主要是东向大海，海洋性经济的特征比较明显。向西则主要是援助性功能。那么，为了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国城市群的布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既有的三个城市群会继续得到发展，这是无疑的。但是，新的城市群将会以东经110度经线为分界出现以西安、兰州、银川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底蕴，同时又处于中国东西部结合部地带，在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人才流中起中转作用，东部承接环渤海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先进技术，同时自身的发展又导致东部的技术向西继续流向乌鲁木齐、喀什、伊宁等中国最西部的城市。这些城市构成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这个城市群过去基本上是技术、资金、人才的受援城市，经济不发达，加上长期来受恐怖主义的危害，所以，这个城市群过去在中国整体战略上主要功能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地区安定，其他功能都是次要的。然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西部城市群组重要的功能将是经济辐射中心，不仅能在中国西部地区成为经济中心，而且还要向中亚、南亚辐射的经济中心，因而像乌鲁木齐、喀什这样的城市，完全可以建立功能性的经济特区。这个城市群承担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及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功能。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指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时，中巴高铁能否建成从中国内部讲，关键是取决于乌鲁木齐、喀什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整个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所以，西部城市群不再是被援助的城市，而应该是自主创新的地区。第三个新的城市群是以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南宁为中心的西南城市群。这个城市群实际上是一个四边形的城市群，南北走向的两条边都会延伸到国外，一套是经昆明延伸到缅甸直到印度洋沿岸；另一条是经南宁延伸到整个中南半岛。这里恰恰是中缅经济走廊和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泛亚经济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因此，西南城市群同样也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的经济辐射点。第四个城市群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覆盖整个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城市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对内要承载中国的东北振兴计划，对外则要打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最东边的经济发展走廊。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城市群就是环渤海城市群。这个城市群由于关系到首都北京的稳定和安全，它的城市功能政治功能要多于经济功能。不过，北京的经济功能同样是举足轻重的。

因此，未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就不是五个城市群，而是八个城市群。这八个城市群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当前，各省市仍然沿用过去的逻辑，争抢“一带一路”的起点，从而获得“一带一路”的经济概念，形成本身、本地区发展的“概念股”。这显然是曲解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的中重点是互联互通，只要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就没有起点和终点。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更关键的是，是否有自己的技术优势，是否有自己的创新优势，是否有符合“一带一路”战略设想在整体上为具体的城市、地区的定位。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陕甘宁城市群基本上是中转，而不可能定位是对外辐射的中心。

当前，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来看，海上，我们已经拥有相应的深海技术、远洋技术，这些都是基础保障。中国经济发展面向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在陆上，长期以来，西部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都在围绕上合组织来构建多边合作，而上合组织主要是在非传统安全、经济、人文方面的合作，因此，上合组织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现实平台。中国与周边的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向合作、和平的趋势发展。这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环境保障。

但是，挑战也是现实的，如海上权益、海岛归属之争，可能会成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冲突点和爆发点；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容乐观，如马六甲海峡周边的海上恐怖主义问题屡禁不止。在陆上，中国西部以及延伸到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大国之间都在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争夺，等等，都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不得不考虑的不利因素。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文化有深厚的积淀，我们要有一种自信，自信能够很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有这种期待，相信中国有足够的智慧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我们不能说，“中国世纪”到来了，但我们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惠及中国周边，能够惠及世界。它将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路径，是中国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具体载体。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与中国发展战略研究。）